一千年前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转） [复制链接]

一千多年前的夜晚，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漆黑，只有中国的城市灯火辉煌、光明灿烂。一千多年前的夜晚，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安静，只有中国的城市人流拥动、欢歌笑语。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

一千多年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超过百万以上的超大城市。11世纪，欧洲最大的城市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的规模都不过万人。而中国的首都有一百五十万人。一千年前中国的城市规模的超过二十万人口的有六个，十万户以上的城市有四十六个。一千年前的中国城市就已经有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等福利设施，这是城市高级现代化的特征。一千多年前欧洲很乱很穷很落后，美洲未开发、非洲很原始。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是一倍而是十几倍。一千年前中国遥遥领先于世界。

13世纪世界除中国以外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巴格达，城市规模在三十至五十万之间。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欧洲14世纪的伦敦也只有四万人，巴黎有六万人。而中国13世纪杭州、苏州、成都都是超过百万以上的大城市。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13世纪欧洲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威尼斯人有幸来到泉州，不禁感慨中国城市是光明之城。13世纪西方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威尼斯人有幸见到杭州，不禁感慨中国城市是天上的城市，认为杭州是世界上最优美最高贵的城市。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是一倍而是十几倍。一千年前中国遥遥领先于世界。

一千多年前的中国正朝着成为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一千多年前西方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威尼斯人见着中国的商船不仅感慨：“中国的商船也是人们能够想象出的最大的船只，有的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这些船不仅拥有精确得近乎奇迹般的航线图，而且，它们还拥有几何学家以及那些懂得星象的人，还有那些熟练运用天然磁石的人，通过它，他们可以找到通往陆上世界尽头的路，对于他们的天赋，愿上帝受到赞美。”一千多年前意大利人见着中国的面条后，于是他们发明了今天的意大利面条。一千多年前意大利人见着中国的冰激凌后，于是今天他们认为自己发明了冰激凌。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如果有中国人环游了世界，今天有谁知道呢？

一千多年前中国华北的钢铁业年产就达一百二十五万吨，这是个什么感念？公元1788年欧洲工业革命开始英国钢铁业年年产才有七万六千吨。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是几倍而是十几倍。一千年前中国遥遥领先于世界。

中国11世纪开始使用纸币，而欧洲17世纪后才开始使用纸币。公元1661年，瑞典才发行纸币，成为欧洲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一千多年前中国的货币比今天的美元、欧元要坚挺吃香，中国的钱币物超所值。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

一千多年前中国人是最会做买卖的，宋朝人用泥土（把泥土烧成瓷器）就轻易换来大批金银珠宝。一千多年前中国人用高科技换取原材料、资源，一千多年后的中国人靠出卖廉价的劳动力与资源生存。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人都很值钱，中国的工匠是世界各国急需的人才，是世界的宝。一千多年前中国人用高科技挣钱，一千年后的中国靠低廉的劳动力挣钱。

一千年前中国人会自豪的说：“我幸福，因为我是人，而不是动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国人，而不是蛮族人；我幸福，因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阳。”一千年后的中国人没有这样的自信。

一千年前的中国的教科书这样写：“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皇帝）之私有也”，一千年后的中国的教科书这样写：“没有一党，就没有新中国”。一千年前的中国的老师告诉学生们：“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皇帝）之私有也”，一千年后的中国的教师却告诉学生们：“没有一党，就没有新中国”。一千年前的中国的学生沐浴着民主的熏陶，一千年后的中国的学生灌输着奴化的教育。

一千年前的有中国人敢对最高统治者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一千年后的中国却没有人敢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精英、百姓、三军之天下，非一党之天下” ，一千年后的中国没有人敢说“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党之私有也”……

一千年前全世界都是封建的愚昧的只有中国出现了民主的曙光，一千年后全世界都是民主的自由的只有中国是专制的落后的。一千年后的中国人却无耻的认为一千年前的中国落后，一千年后的中国人却的无知嘲笑一千年前的中国封建……

一千年前的中国已经摆脱前代沉迷于异族的宗教，以外国宗教为自己国教的状态。一千年前的中国自产的宗教儒教、道教大放光芒，远远压过外国盛行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是国家文化强大民族自信的表现，一千年前的中国人自信得一塌糊涂。

一千年后的中国以西方被淘汰不入流的学说为自己的宗教，一千年后的中国抨击、狂骂着一千年前中国自产的辉煌学说。一千年后的中国人不自信得一塌糊涂。

一千年前的中国农业、商业、制造业、手工业、娱乐业都是世界最发达的，一千年前的中国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都是世界第一。一千年前的中国各方面都遥遥领先于世界，一千年前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当之无愧叫中国。一千年前的中国经济、政治、科技、工艺、文化、娱乐、学术、数学等等都是世界第一，即使是军事也是数一数二。一千年后的中国什么是世界第一？人口？一千年后的中国各方面都落后于世界，一千年后的中国早已不是世界的中心，还无愧的叫着中国。

一千年前的中国不幸生在世界野蛮的时期，一千年后的中国幸运的处在世界文明的时代。一千年后的中国人无知的认为一千年前的中国丢了他们的脸，一千年后的中国人不知道自己的祖先的伟大，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祖先。一千年后的中国人歌颂着野蛮、歌颂着掠夺、歌颂着杀害自己祖先的人……

一千年后的西方人说：“一千年的中国经济总量最高时候占当时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一千年后的中国人震惊的说：“这怎么可能？”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一千年后的中国人怎么能知道？……

一千年前的中国人不是一千年后的中国人，一千年前的中国不是一千年后的中国……

注： 一千年前的中国代指宋朝时的中国

啊...读到后来已经分不清是一千年前还是一前年后了

:hou55 :hou55

感觉这个转贴里的内容有断章取义的味道。
1K年前教科书里怎么写没有用，实际天下还是皇帝一个人的。
1K年前民主吗？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至于帖子里说共产党一党专政的问题，言下之意就是要多党制，我觉得只要执政党只要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可以了，共产党在争取民族独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贡献没有其他的党派能与他相提并论。

我们要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 :hou66

至少目前中国的实力在世界上的水平和一千年前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憧憬当年的大唐盛事啊。。埃

宋朝时候确实是这样的，比较民主，而且你说了皇帝的坏话最多辩你去偏僻的地方钓鱼，现在的，如果你说了xx的不好，估计立马抓了洗干净pp等坐穿牢底吧。。他也只敢拿宋来说。。你拿个别的朝代来说说。。

关于PARTY的功绩...不想怎么说了..反正这次我去北京某大饭店实习...见到不少阴暗面啊 :-( :-( 哎....米的说....太黑暗了~~~
宋是个文大于武的时代~~~比较适合现在这种相对安定的社会~~打天下还是要靠毛老人家

一千年前的中国自产的宗教儒教、道教大放光芒，远远压过外国盛行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是国家文化强大民族自信的表现，一千年前的中国人自信得一塌糊涂。

如果没有孔老二 那套圣人论，如果没有后人对孔老二的歪论的歪解，中国会是什么样? 有多好不敢肯定，至少不会有南京城下的30w冤魂。

YY小说看多了吧
一千年前是不错,
可是我们毕竟活在现在
憧憬没有错,更重要的是实现

:hou27

我没记错的话....水浒是宋朝的吧 :hou54
比香港的蛊惑仔 要早了1000年啊 :hou01

一千年前的中国自产的宗教儒教、道教大放光芒，远远压过外国盛行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是国家文化强大民族自信的表现，一千年前的中国人自信得一塌糊涂。
如果没有孔老二 那套圣人论，如果没有后人对孔老二的歪论的歪解，中国会是什么样? 有多好不敢肯定，至少不会有南京城下的30w冤魂。

清兵转战烧杀37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短短三十余年间，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的5165万减至顺治十七年的1900万，净减三分之二！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大明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是大抵顺服的“奴 才”。鲁迅先生说：“满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其实东方落后于西方，正是始于明朝的灭亡。屠杀之后就是洗脑，对比一下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

明灭亡是经济先崩溃的,外加李匪作乱

[quote]一千年前的中国自产的宗教儒教、道教大放光芒，远远压过外国盛行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是国家文化强大民族自信的表现，一千年前的中国人自信得一塌糊涂。
如果没有孔老二 那套圣人论，如果没有后人对孔老二的歪论的歪解，中国会是什么样? 有多好不敢肯定，至少不会有南京城下的30w冤魂。

清兵转战烧杀37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短短三十余年间，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的5165万减至顺治十七年的1900万，净减三分之二！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大明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是大抵顺服的“奴 才”。鲁迅先生说：“满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其实东方落后于西方，正是始于明朝的灭亡。屠杀之后就是洗脑，对比一下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quote]

但是却没有将孔孟的腐儒之流的落后思想所清楚。 明也好 清也罢，当时人眼里还是重士农而轻工商，世界的发展，工商代表的资本主义必然要走上这个舞台，而面对北方的蛮族，传统封建农业帝国是无法与其对抗的，难道不是明士大夫的儒家思想制约了明中后期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乃至萌芽嘛。

不用说这些吧~~~头晕

天方夜谭

1000年前的中国居然有民主！

1000年前的中国产生了儒家学派最腐朽最虚伪的学说---程朱理学，并被奉为国学，遗毒剐害至今。

1000年前的中国在辽金的杀戮下饱受欺凌，都不知有多少个屠杀没人记起。

国家的“兴盛”建立在平民的困苦之上，这种兴盛没有意义。苏联解体不是偶然的。

1000年前英格兰的自耕农比中国的农民生活好得多。

不说别的，就从服装和对女性的态度，大唐和宋明就有多么的不同，宋明时期那叫落后......真不知道民主是怎么理解..........

其实nono是想提倡以胖为美...

1宋代，北宋的城市化比率：全国百万人口以上包括开封、杭州等。十万户以上四十个，古代一户约5人，40个城市达到了50万以上人口。加上小城市，北宋的城市总人口达到2500万左右。北宋的总人口在7000万到8000万。北宋的城市化率达到30%。
2、宋代主要产品的产量12万吨。也就是2400万斤。除此以外，其他所有矿产品，均是宋代最高。
3、宋代税收，北宋时达到1亿两白银。全国人口7000万。清初为3000万两，到1900年才8000万两。也就是说，1100年1900年中国的国家税收在原地踏步。而宋代的人口只有7000万。
4、宋代的税收结构，北宋中期後，农业税仅占30%。工商业税占70%。
5、据统计，南宋15%是税收为海关。
6、南宋的税收超过北宋。
7、北宋东京人烧炭，南宋杭州普通人穿丝衣。
8、南宋经济总量，占当时世界的80%。
9、南宋时期，中国人均海外贸易为三到四吊，大约为3到四两银子。
10、宋代的後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当时社会经济所建立的经济关系，受到蒙古的破坏，一直没有恢复。
11、宋代没有宦官和後宫专权。
12、宋代的武将没有叛国。
13、宋代的科技最发达。
14、宋代的赋税为贯，明朝和滿清的财政制度不如宋朝。事实上，明朝、滿清的制度，是不如宋朝的。
15、宋朝的皇权受到限制。和唐朝一样。
16、宋朝的人民生活水准（经过统计是明朝和滿清的三到四倍）、官吏的俸禄最高、海外贸易最发达、文人没有受到杀害的唯一一个王朝。也是唯一的职业兵。没有义务兵。
17、宋代的生存环境优越。
18、宋代的熟练雇工工资高於知府的工资，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19、宋代的礼法比较宽松。李清照改嫁。
20、宋代的官员最符合现代文官制度。
21、宋代的典章制度、民主制度都远胜过明清。
22、宋代的经济规模，是滿清後期的1、2倍。具体的统计没有打出来。
23、宋代发行了纸币，出现了通货膨胀。明朝中後期通行金属货币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24总结：
宋代是中国经济规模最大的朝代。
宋代是中国封建王朝生活水准最高、官吏俸禄最高的朝代
宋代是中国封建王朝最民主、科学、自由的朝代
宋代是中国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朝代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大夫的黄金时代
宋代是中国的文化最发达的朝代
宋代是中国城市化率最高的朝代
宋代是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率最大的朝代
宋代是中国与欧洲差距最大的朝代
宋代是中国有可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的朝代（宋代仅319年。西方从十三十四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到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了600年到700年。如果宋代可以延续300年，那麼宋代必然是资本主义社会。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繁荣的时代，也是中国封建工商业最发达的朝代

楼上一边去，女人缠小脚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唐的时候根本没有........哎

12、宋代的武将没有叛国

有,记得还是边关守将开城叛国

[quote]
1000年前的中国产生了儒家学派最腐朽最虚伪的学说---程朱理学，并被奉为国学，遗毒剐害至今。
[/quote]
我太阳，这个垃圾理学害惨了中国人

[quote]1宋代，北宋的城市化比率：全国百万人口以上包括开封、杭州等。十万户以上四十个，古代一户约5人，40个城市达到了50万以上人口。加上小城市，北宋的城市总人口达到2500万左右。北宋的总人口在7000万到8000万。北宋的城市化率达到30%。
2、宋代主要产品的产量12万吨。也就是2400万斤。除此以外，其他所有矿产品，均是宋代最高。
3、宋代税收，北宋时达到1亿两白银。全国人口7000万。清初为3000万两，到1900年才8000万两。也就是说，1100年1900年中国的国家税收在原地踏步。而宋代的人口只有7000万。
4、宋代的税收结构，北宋中期後，农业税仅占30%。工商业税占70%。
5、据统计，南宋15%是税收为海关。
6、南宋的税收超过北宋。
7、北宋东京人烧炭，南宋杭州普通人穿丝衣。
8、南宋经济总量，占当时世界的80%。
9、南宋时期，中国人均海外贸易为三到四吊，大约为3到四两银子。
10、宋代的後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当时社会经济所建立的经济关系，受到蒙古的破坏，一直没有恢复。
11、宋代没有宦官和後宫专权。
12、宋代的武将没有叛国。
13、宋代的科技最发达。
14、宋代的赋税为贯，明朝和滿清的财政制度不如宋朝。事实上，明朝、滿清的制度，是不如宋朝的。
15、宋朝的皇权受到限制。和唐朝一样。
16、宋朝的人民生活水准（经过统计是明朝和滿清的三到四倍）、官吏的俸禄最高、海外贸易最发达、文人没有受到杀害的唯一一个王朝。也是唯一的职业兵。没有义务兵。
17、宋代的生存环境优越。
18、宋代的熟练雇工工资高於知府的工资，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19、宋代的礼法比较宽松。李清照改嫁。
20、宋代的官员最符合现代文官制度。
21、宋代的典章制度、民主制度都远胜过明清。
22、宋代的经济规模，是滿清後期的1、2倍。具体的统计没有打出来。
23、宋代发行了纸币，出现了通货膨胀。明朝中後期通行金属货币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24总结：
宋代是中国经济规模最大的朝代。
宋代是中国封建王朝生活水准最高、官吏俸禄最高的朝代
宋代是中国封建王朝最民主、科学、自由的朝代
宋代是中国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朝代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大夫的黄金时代
宋代是中国的文化最发达的朝代
宋代是中国城市化率最高的朝代
宋代是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率最大的朝代
宋代是中国与欧洲差距最大的朝代
宋代是中国有可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的朝代（宋代仅319年。西方从十三十四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到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了600年到700年。如果宋代可以延续300年，那麼宋代必然是资本主义社会。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繁荣的时代，也是中国封建工商业最发达的朝代[/quote]

还少了一个， 宋代是 中国历史上最催弱的一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统一中国的朝代。

孔子以仁为本的法律思想

　　周王朝（公元前1046~公元前314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历时间最长的朝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可考的具有最完成法律思想文书的朝代。周之前的法律思想如何，我们能根据可靠资料的出的结论很少，惟有周朝尚有许多成篇的文书遗留下来供后人参阅。在这个朝代中，中国诞生了一个极其伟大的法哲学家，他的法律思想在中国传承了2000多年，以及远波至所有汉文化可及之处。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孔子。
　　一场政变和暴动把周王朝分成两个时期：西周与东周。西周，从牧业决战之后的公元前1046年开始，以暴民洗劫西周京都的一年为终结点。而周王室东迁，诸侯拥立周平王于洛邑（东都洛阳）起，开始了东周时代，是孔子出生、生活的时代。
　　孔子生活的时代又是被称为“东周·春秋”的时代，是东周的前期。在这个时期，周朝的王室渐渐失去了它的统治地位。东周的天子与诸侯们矛盾众多，渐引得王朝的诸侯们不满。自从周王室受到了它的一个诸侯挑衅了以后，它就彻底成为了诸侯们争霸的工具了，《史记》·《周本纪》中说：“桓王三年，郑庄公朝，桓王不礼。……郑射伤桓王，桓王去归。”
　　与周王室的地位一样，周王室建立一手起来的法律系统——周礼也随之衰落。《雍言》中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齐、鲁都是周朝的诸侯国。鲁国是周朝王室的同姓诸侯国，鲁国的开国国君是周礼的制定者，它作为周朝的文化重镇保存着最完整的“周礼”法律制度。齐国的开国国君“姜太公”是周朝的异姓开国元勋，齐国具有着周朝赋予的特权。当周王室日渐衰落之际，齐国利用夕日的特权，九匡诸侯，拾起维持社稷的重任。①但由于齐桓公（齐国称霸时候的国君）急功近利，以至他与其谋士们对封邑的改革从根本上挑战了周礼。齐鲁相依而立，但齐强鲁弱。双方冲突之下，齐国影响了鲁国，周礼自此成为了诸侯争霸的余习，也标志着春秋时代的正式开始。
　　东周·春秋期间，周礼制度受到挑战，正是传统的法律制度走向衰落之际，但同时除去了一家之学、一家之说的统治地位，给其他的法律思想机会，崛起了一个百家法哲学术争鸣的时代，先后出现了“五子”、“七家”。其中孔子与创立的“儒家”法哲学派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法律学派。
　　
　　
　　
　　
　　一、以“仁”为本是孔子法律思想的核 心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有着内容相当广泛法哲思想，它可以概括为“六德、六行、六艺”。“六德”是指“智、信、圣、仁、义、忠”；“六行”是指“孝、友、睦、姻、任、恤”；“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
　　“六德”是对人思想的要求，“六行”是对人行为的规范，“六艺”则是对人能力的要求。在儒教中“六德”与“六行”是相互相成的，“六行”是“六德”的外在表现，“六德”是“六行”的内涵。孔子认为惟有同时符合“六行”与“六得”的人，才有资格拥有自己的“六艺”。那么站在孔子的角度上考虑，“六德”是儒家法哲思想的根本。
　　细品“六德”的内容——智、信、圣、仁、义、忠，把它们提升到法律的高度来看，“智、信、圣、义、忠”都可以直接具体地作出解释，惟有“仁”的概念比较抽象。那么什么是仁呢？
　　“亲亲而仁民”（《孟子》）是从“仁”在社会关系上的体现。“亲亲”是周朝传统的法律思想之一，“仁民”是指对民众实施的行为，是针对于统治者而言的。“大道之行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同样也是针对统治者行为的。那么“仁”同样也具有“亲民”、“至善”的意思。“亲亲而仁民”大概是指只有“亲民”才做到对民众“至善”，所以“仁”是社会各层互相的行为原则。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是从“仁”在行为方面的表现。②“孝”指的是对于父母、长辈应尽义务的行为，“悌” 是指兄弟间彼此诚心相友爱之意。古代社会中，由于男性长期占有主导统治的地位，所以在“六行”里面“孝、悌”成为了治家的根本性事项，那么“仁”就又应该是可以治家的行为的指导思想。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是“仁”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的体现。房龙说：“人是唯一憎恨同类，屠杀同类的动物”，又说“人类是有理性的智力动物，粗蛮和野性，暴虐、仇恨和杀 戮理应远离我们——因为我们拥有可以领导世界的理性和智慧”，想必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说“仁”。换而言之，“仁”就是要克服人类憎恨同类、屠杀同类行为的精神，是远离粗蛮、野性、暴虐、仇恨、杀 戮，是生存之道、为人之道。“仁”亦是人际关系的指导思想。
　　孔子认为从社会到家庭再到个人，各个阶层都应该充满“仁”。 “六德”中的“智、圣”是对统治者的要求，“信、忠”是对臣、民的要求，而无论统治者还是臣、民，他们可以立足社会的条件是都要具备“仁”。如此看来，“仁”应该是“六德”的奠基。而“六德”又是整个儒家法哲思想的基础，那么“仁”则应该是孔子对于整个社会法制指导思想的核 心。
　　然而“仁”也与“礼”有关。《左传·昭公十二年》中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谈话：“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复礼，仁也’”。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了孔子以“仁”为本法律思想的来源。
　　
　　
　　
　　
　　二、孔子“仁”本法律思想的来源
　　
　　“克已复礼，‘仁’也”是指要实行以“仁”为本的法律思想，必须恢复传统“礼”教。“古也有志”就是说古代的文献中有记录。可见孔子的思想原创性并非很强，有许多地方是引用“古人”的思想，以“仁”为本的法律思想也是。
　　“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克已复礼”与“仁”的关系多次出现在孔子的文献中，说明了孔子对于“克已复礼”的坚定信念。“礼”是成文法出现以前至上古时期被认为法律的替代品。上古所经历的时代：尧（舜、禹）、夏、商、西周。他们有各自记录历史和法制的文档。当春秋期间崛起新的百家思想的时候，这些传统的法制思想就被冷落了，但是孔子肯定是拜读过的。③汉朝的方生术士们认为孔子保存有3000多篇古册，他的“仁”本法律思想便是来自于它们。
　　对于上古的法律思想，孔子不能全部传承发扬，所以空子怀着“断远取近，可以为世法者”的原则进行筛选。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很明显孔子要恢复的并不是原始社会末期（尧、舜、禹）或是夏朝的礼，或是商朝的“礼”。而是周朝的“礼”。④“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宋不足徵也”（《论语》）。显然夏礼与殷礼的继承者都不能完全地、准确地复述出原来的传统“礼”教了，况且“周监于二代”，所以至此时周朝的“礼”教要比夏礼与殷礼都完备，所以孔子选择周朝“礼”教中的“仁”。
　　周朝的法律中没有直接提级“仁”本的法律思想，那么何谓周礼中的“仁”呢？
　　⑤“殷商恶贯满盈，吾受天命而灭之”是周天子灭商朝时说的一句话，也是周朝法律的法律思想。周公·旦制定的《周礼》被认为是成文法出现以前，周朝时期法律的替代品。“予亦致天之罚与尔躬”（《尚书》），是《周礼》的指导思想。周公·旦认为人不能给人定罪，人也不能惩罚任何人，而只有上天有给人定罪、惩罚人的权力。上天要找一个人来传达它对“善、恶、正、邪”概念的划定，以及替它惩罚违反“正道”的人。但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替天行道”的，代替上天的人必须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又不能因为正直和善良而耽误“替天行道”这个任务，所以周公就引进了“德”的概念，“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有“德”之人就要吸取前朝的教训，“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不可不鉴于有商”（《尚书》）。“乱杀无罪，杀无辜，怨有司，是丛于厥身”（《尚书》），前朝法律残暴不仁，本朝君王在立法时就应该“明德慎罚”。 “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是周朝法律思想中“仁”本的体现，也是孔子以“仁”为本法律思想的来源。
　　
　　
　　
　　
　　三、孔子以“仁”为本法律思想的社会条件
　　
　　孔子以“仁”为本的法律思想无碍乎也是为当时的社会制度服务的，换言之“仁”的法律指导思想必须有它的社会条件。既然孔子的法律思想来自于周公· 旦在周初的立法思想，那么周朝的根本法律制度就是孔子以“仁”为本法律思想的根本条件。
　　《周礼》作为周朝的法律文书，承载着“凶、吉、宾、军、嘉”等内容。这些内容充满着当时人们生活。但是这些只是对于人们行为作出的法律条文而已，它们必定要配合一套足以统治社会的法律制度，这个制度便是萌芽于上古而成熟于周代的“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等级制度，又是继承制度。在周代，成熟的宗法制度要求继承者是嫡长子（原配夫人的长子），“立子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春秋》）。如果是在王公贵族之家，庶子（除嫡长子以外的儿子）也相应得到“大夫、士、下士”等不同等级的贵族地位。
　　周朝的宗法制度又通过“同姓不通婚”以及“小宗五世则迁”的原则来最大化地扩大王室家族的血缘关系，哪怕是表面的。那么作为统治者的天子至少在名义上是整个周朝可及的天下的亲戚，嫡系中的长兄。天子对天下来说，是集统治阶级、精神象征以及家族领袖于一身的。居于这种位置，在国家强制力量足够维持统治的情况下，就要一种法律思想来维护天子的统治，所以周公·旦的《周礼》以“亲亲”与“尊尊”为原则。
　　“亲亲”的表现是“悌”，“尊尊”的表现是“孝”，都是“仁”在宗法制度中的运用。孔子正是为继承“亲亲”与“尊尊”的法律制度而提出了以“仁”为本的法律思想。
　　孔子在“亲亲”与“尊尊”法律制度上又提出了“父父子子”与“君君臣臣”，是要正“纲常”。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是封建正统的法律思想，然而在东周·春秋时代这个正统的法律思想被打破了。春秋时代是诸侯称霸的时代，诸侯国通过内部改革、外 交、会盟、等手段来不断壮大自己。久而久之，便威胁到了天子的统治地位。天子管不住诸侯，诸侯们就会大国吞并小国，互相征伐。战乱之下，百姓深受煎熬。正是看到了这种情况，孔子才意识到中　央统治权力的重要性，所谓“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
　　在宗法等级制度的统治下，要实现权力的再次一统，就要从思想入手，实行“亲亲”与“尊尊”等以“仁”为本的法律思想。但是“亲亲”与“尊尊”并不是完善的，它没有合适的逻辑关系，为了补这一缺点，孔子就提出了“父父子子”和“君君臣臣”，有了“父子”和“君臣”的等级就可以实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有了“纲常”权力就可以层层堆积，最后牢牢地握在最高统治者的手上。
　　“仁”是为了宗法制度下的百姓安居乐业而生的法律思想，换句话说宗法制度下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则是以“仁”本法律思想诞生的社会条件。
　　
　　
　　
　　
　　四、孔子以“仁”为本的法律思想对于社会的影响
　　
　　孔子以“仁”作为法律思想之本是要恢复传统的法律观念以及解除百姓生活的水深火热，那么它的实际效果又如何呢？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是“仁”在人身上的作用；第二是在社会法制中的作用。
　　首先看从“仁”在人身上的作用。以“仁”为本可以使人的品德高尚，“毅、木、讷，近仁”，孔子认为刚强、果断、质朴、谨慎为近“仁”的表现；以“仁”为本可以使人拥有正确的世界观，“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孔子认为只有以“仁”为本的人才能正确地知道自己应尊敬的人、应厌恶的人；孔子还认为以“仁”为本是“爱人”的资格。
　　若没有高尚的品德，即使人“好人”或“恶人”都不一定是正确的。而不能正确地“好人”或“恶人”就无从“爱人”。在这个角度上看，起码“仁”在人群中的作用应该是成功的。
　　其次看“仁”在社会中的作用。“仁”在社会中最大的作用，是在于它保持社会稳定的功能。既然以“仁”为本的目的是恢复传统礼教，那么是否能保持社会安定就在于“礼制”。
　　⑥“礼制”的内容无非是在“亲亲、尊尊、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于行为在“凶、吉、宾、军、嘉”方面作出规定，这都关系到社会的和平稳定。若没有这些方面来规定百姓的行为，久而久之，社会就会乱，社会一乱百姓就要受苦。如此看来“仁”在社会方中的作用也应该是成功的，从郑庄公射天子到齐桓公对传统礼制的挑战，再到孔子所见百姓的苦难就是证明。
　　既然“仁”在人身上的作用及社会中的作用都是成功的，在春秋及战国“仁”没有占到主导地位，而让血 腥屠 戮统治了霸主政治则是最大的问题。
　　春秋时期是一个私欲膨胀的时期，诸侯们为了称霸只顾政治操作，而不管百姓的生活质量；战国的诸侯干脆宣布脱离周朝，独 立称王，战争与流血日趋严重，更加无暇顾及与皇图霸业无关的事。这种政治下，法律只会为战争服务而不会为治理国家服务，以“仁”为本的法律思想又怎么能在政治中占一席地位呢？
　　其实霸主政治以及分裂国家的政治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为战争服务的法律思想也是错误的。以“法家”思想为本的秦朝及其15年短的寿命就是教训。而以“仁”为本的法律思想才是合适的法律思想，从汉武帝独尊的以“仁”为本的儒家法律思想下的大治到“仁”在中国2000多年的发展以及以“仁”为本法律思想在东亚地区的流传就是证明。
　　
　　
　　
　　
　　五、结束语
　　儒家的法律思想，是由孔子所开创的。是一派以宗法等级制度为根本的法律制度，它维护的是统治者的中　央权力。开创它的孔子是否也是从贵族角度出发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呢？孔子的出生，是春秋时期没落贵族的小宗。他为了维护贵族阶级利益而引出相应的法律制度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孔子所创的“儒家”法律思想护民、爱民的内涵，因为儒家法律思想以“仁”为本的指导思想，而“仁”本身就是以百姓利益出发的。有了“仁”，统治利益与百姓的利益就是统一的。孔子以“仁”为本的法律思想是一种智慧的伦理。
　　不过，“仁”并不是万能的，“仁”的作用无非两点：第一是在思想上起作用；第二是在安定社会上起作用。
　　也正因为“仁”对社会稳定起的作用，才使得“仁”容易被利用。古代社会中有许多“吃人”的人道“仁”。比如一个有名的暴君——隋炀帝，他在糟蹋百姓的同时还大道“仁”：“昔者哲王之治天下也，其在爱民乎？既富而教，家给人足，故能风淳厚俗，远至迩安。治定功成，率由斯道”。
　　但“仁”本意并非教人去“吃人”，任何统治者都可以安民，而善、恶本身在于统治者的目的。因为“仁”本身是一种法律思想，任何法律思想是为政治制度而服务的，而任何政治制度又是为统治者的意识而生的。“仁”为什么样的统治者服务是法律制度的新问题。
　　无论如何，孔子以“仁”为本的法律思想都是把人类的高尚品德提升到法律的高度上来看待，它在人类法律思想史上是少见的以及伟大的。

[quote][quote]1宋代，北宋的城市化比率：全国百万人口以上包括开封、杭州等。十万户以上四十个，古代一户约5人，40个城市达到了50万以上人口。加上小城市，北宋的城市总人口达到2500万左右。北宋的总人口在7000万到8000万。北宋的城市化率达到30%。
2、宋代主要产品的产量12万吨。也就是2400万斤。除此以外，其他所有矿产品，均是宋代最高。
3、宋代税收，北宋时达到1亿两白银。全国人口7000万。清初为3000万两，到1900年才8000万两。也就是说，1100年1900年中国的国家税收在原地踏步。而宋代的人口只有7000万。
4、宋代的税收结构，北宋中期後，农业税仅占30%。工商业税占70%。
5、据统计，南宋15%是税收为海关。
6、南宋的税收超过北宋。
7、北宋东京人烧炭，南宋杭州普通人穿丝衣。
8、南宋经济总量，占当时世界的80%。
9、南宋时期，中国人均海外贸易为三到四吊，大约为3到四两银子。
10、宋代的後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当时社会经济所建立的经济关系，受到蒙古的破坏，一直没有恢复。
11、宋代没有宦官和後宫专权。
12、宋代的武将没有叛国。
13、宋代的科技最发达。
14、宋代的赋税为贯，明朝和滿清的财政制度不如宋朝。事实上，明朝、滿清的制度，是不如宋朝的。
15、宋朝的皇权受到限制。和唐朝一样。
16、宋朝的人民生活水准（经过统计是明朝和滿清的三到四倍）、官吏的俸禄最高、海外贸易最发达、文人没有受到杀害的唯一一个王朝。也是唯一的职业兵。没有义务兵。
17、宋代的生存环境优越。
18、宋代的熟练雇工工资高於知府的工资，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19、宋代的礼法比较宽松。李清照改嫁。
20、宋代的官员最符合现代文官制度。
21、宋代的典章制度、民主制度都远胜过明清。
22、宋代的经济规模，是滿清後期的1、2倍。具体的统计没有打出来。
23、宋代发行了纸币，出现了通货膨胀。明朝中後期通行金属货币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24总结：
宋代是中国经济规模最大的朝代。
宋代是中国封建王朝生活水准最高、官吏俸禄最高的朝代
宋代是中国封建王朝最民主、科学、自由的朝代
宋代是中国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朝代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大夫的黄金时代
宋代是中国的文化最发达的朝代
宋代是中国城市化率最高的朝代
宋代是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率最大的朝代
宋代是中国与欧洲差距最大的朝代
宋代是中国有可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的朝代（宋代仅319年。西方从十三十四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到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了600年到700年。如果宋代可以延续300年，那麼宋代必然是资本主义社会。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繁荣的时代，也是中国封建工商业最发达的朝代[/quote]

还少了一个， 宋代是 中国历史上最催弱的一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统一中国的朝代。[/quote]
蒙古征服史中最强劲的对手——南宋13世纪,蒙古军横扫欧亚各国,可谓战无不胜,只有南宋顽强的与蒙古打了半个世纪的战争.除了文天祥,这段历史现在已很少有人提起,因此江某重温这段历史,以祭奠英勇抗蒙的南宋军民,鞭笞弄权误国的奸臣,鞭笞叛国降敌的贰臣.

谁是蒙古最强劲的对手?

成吉思汗一直瞧不起不会骑射只会享受安逸的汉人,也自始至终未把南宋当作是强劲的对手.在其刚起兵时,他一直视金人为其最强劲的对手,只是金兵让他失望了,中原一百年的生活早已消磨了女真人尚武的风气.居庸关一役金兵大败,溃不成军,而后成吉思汗占领金朝原都城中都(今北京),金人只得向其纳贡称臣.随后的第一次西征,成吉思汗也未遇对手,只是在征服西夏时的灵州大战中遭遇西夏主力像样的抵抗,直至他死时,他也不会料到,他最轻视的汉人会是蒙古征服过程中最强劲的对手,最难啃的骨头.

初次交手,宋兵不堪一击

1227年,成吉思汗死,他的儿子窝阔台根据他临死前的战略部署,开始灭亡金国的军事行动,即假道南宋,合围金国.1231年,假道南宋的任务由拖雷率领的三万铁骑来执行,而南宋既不敢拒绝又觉让人假道有失颜面,在半推半就之间与拖雷发生冲突,只是宋军毫无战斗力,根据《元史》记载,仅陕南一带双方交战后,宋军阵亡士兵和被屠城的百姓就达数十万.此后宋军再无勇气低挡,拖雷顺利抵达湖北,趁金兵后方空虚北上,直逼汴梁,从而大乱与蒙古主力对峙的金兵阵脚.最终蒙古军攻陷汴梁,金朝大势已去,而拖雷仅以三万骑兵就如入无人之境,极大震动了南宋朝野.

金哀宗的哀求

早在汴梁陷落前,金朝皇帝哀宗就辗转逃到蔡州,此时,曾受尽金人羞辱的南宋与蒙古达成协议,双方联盟合围蔡州,灭金后,蔡州一带大片土地划归南宋.金哀宗也只有向南宋苦苦哀求,讲明唇亡齿寒的道理,希望南宋与金结盟,共同抵抗蒙古.只是过去的耻辱和大片土地诱惑早已使南宋皇帝失去了判断能力,断然拒绝了哀宗的要求.随后,蔡州之战打响,宋军首先攻破蔡州城,金哀宗自杀,金朝灭亡,时间是1234年.

南宋的北伐

在灭亡金朝后(1234年),蒙古军主力北撤,而南宋的宋理宗刚刚亲政一年,急于光复中原,下令宋军趁蒙古无暇南顾,开始北伐,以收复洛阳,汴梁,商丘三京.实际情况是中原地区经过蒙古洗劫,已是满目疮痍,宋军一路所收复的城市包括汴梁,洛阳都几乎空无一人,北伐宋军根本得不到给养补充, 很快陷入困境.而蒙古为阻止南宋北伐,居然掘开了黄河大堤,水淹宋军,此后,故意引诱宋军深入的蒙军趁机合围,北伐宋军大败,从此只得转入战略防御.

第一次蒙宋战争,蒙古遭受重大挫折

1235年,窝阔台发动了打到多瑙河的第二次西征,同时,以南宋背约为名,分兵两路,大举犯宋,东路主攻襄樊,江淮,西路主攻四川.刚开始,蒙古军就遭到宋军的顽强抵抗,军事进展缓慢,直到第二年才有所突破,西,东两路军分别攻占了阳平关和襄阳这两处战略要地,抵抗的宋军有些招架不住,蒙古军开始在湖北沿江集结,准备横渡长江.宋廷则受到极大震动,派大将孟珙救援.孟珙很快连破蒙古24寨,大败蒙古军队,取得江陵大捷,粉碎了蒙古军南渡的企图,从而打破了蒙古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
此后几年,宋军在孟珙率领下与蒙古军展开了惨烈的拉锯战,双方互有输赢,难分高下.至1239年,大将杜杲在庐州(今合肥)大败蒙古东路军主力,蒙古东路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出宋境.而孟珙则进入反攻,连败蒙古军队,收复襄樊诸郡和信阳,基本解除了蒙古大军在东路对南宋的威胁.同年,主攻四川的蒙古军队势如破竹,进逼三峡,孟珙率部迎敌,至1240年初,大败西路蒙古军,取得大垭寨大捷,并收复夔州,两路围攻南宋的蒙古军队全面受挫.到 1241年,蒙古大汗窝阔台病死,西路蒙古军队从四川撤离.至此,长达六年的蒙宋战争,以蒙古的失败而告终,这也是蒙古征服史上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蒙哥对南宋的军事大包围

1241年,蒙古大汗窝阔台病死后,内部纷争汗位,大汗之位迟迟不能定,虽然后来窝阔台的儿子贵由继承了汗位,也只两年就死了.在此期间,蒙古军曾进犯过四川,但被南宋大将余阶击败.直到125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拖雷的儿子蒙哥取得蒙古大汗之位,在他稳定了地位以后,就发动了针对西亚和中亚的第三次西征,并着手制订亡宋计划.


为避开长江天堑,蒙哥的弟弟忽必烈主张,从甘肃出兵,经川西,灭亡位于云南一带的大理国,从而完成对南宋的军事大包围,这个计划最终得到大汗蒙哥的批准. 1252年,忽必烈率10万大军开始了灭亡大理国的长途奔袭,至1254年,俘获大理国末代君主段兴智,大理国灭亡,蒙古完成了对南宋的军事大包围.

第二次蒙宋战争,蒙古大汗丧命

第一次蒙宋战争结束后,抗蒙名将孟珙,杜杲相继病逝,实乃南宋一大损失.而蒙古在完成了对南宋的大包围后,于1258年发动了第二次蒙宋战争.蒙古大军共分三路,中路军由蒙古大汗蒙哥亲自率领,南下四川,直扑重庆,南路军从云南出发,经广西,直扑长沙,北路军由忽必烈率领,直扑鄂州(今武汉),三路军计划在鄂州会师,然后顺江东进,直取临安,企图一举灭亡南宋.
由大汗蒙哥率领的中路军是三路军的主力,开始的时候进展非常顺利,一举攻克了成都,此后宋军节节败退,四川大部失守,蒙军顺嘉陵江南下,妄图攻占重庆.合州位于重庆北边门户,抗蒙名将孟珙曾在这里经营过,并在合州旁的钓鱼山修筑堡垒以加强合州的防御能力.孟珙死后,其部将王坚也不敢怠慢,一直在加强防守,因此,当1259年蒙哥率领的蒙古军来到合州后,马上就遇上了挫折,此后,双方在合州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相持了几个月,蒙古军一直不能前进半步,心情焦急的蒙哥亲自率兵攻城,被石炮击中,当晚死在营中,中路军士气低落,只得撤退.
忽必烈率领的北路军也久攻鄂州不克,而忽必烈又急于回国抢夺汗位,正好南宋权臣贾似道背着朝廷前来议和,正中忽必烈下怀,双方签定议和协议后,忽必烈便率蒙古军撤退争汗位去了.至1260年,所有入侵南宋的蒙古军全部撤退,第二次蒙宋战争以蒙古大汗蒙哥战死,三路大军无功而返告终,但贾似道私自与忽必烈议和,为以后埋下了祸根.

蒙古内乱与南宋奸臣当道

蒙古大汗蒙哥战死于合州后,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为争汗位打了起来,1260年,急忙从鄂州前线赶回来的忽必烈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分别在开平和蒙古国首都和林自称大汗,双方因此展开了长达四年的内战.1262年,掌管山东的汉族军阀李檀又起兵反叛,并与南宋取得联系,蒙古局势一时非常混乱.
蒙古内乱本来是南宋的好机会,可是南宋这几年都干了些什么?奸臣贾似道本是市井一混混,凭借外戚身份,竟位极人臣,专横跋扈.在鄂州前线,本来忽必烈急于回蒙古争汗位,南宋是掌握主动权的,而贾似道竟私自与忽必烈签定对南宋极其不利的和约.回临安后,其又编造打败忽必烈的谎言,更博得皇帝的信任.贾似道此人外强中干,表面嚣张,内心非常惧怕蒙古人.其残害正直的大臣,尤其是一些抗蒙将领都被他关进了监狱,抗蒙名将向士璧,曹世雄更是被贾似道害死在狱中.在迫害忠良的同时,贾似道又大肆提拔那些只会阿谀奉承的所谓心腹,用这些庸才来代替被害忠良的位置,从而完成了对南宋军政各界一次致命的大换血.
趁蒙古内乱和贾似道营造的太平气氛,杭州的君臣又过起了醉生梦死的生活,岂料大难即将来临,南宋之亡,始于贾似道.

襄樊保卫战

忽必烈在平定李檀叛乱后,于1264年又彻底击败阿里不哥,从而结束了蒙古4年的内乱.而反观南宋,在贾似道一手遮天下,名将被杀,军政日趋腐 败,于是,忽必烈将灭亡南宋作为头等大事.也就在这个时候,南宋四川守将刘整见其他将领被害,为求自保,率所部向蒙古投降.刘整本为孟珙部将,深得孟珙所传,而其所部水师更是精悍,也因此蒙古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水师.而后,为表忠心,刘整又向忽必烈提出了先取襄阳,再攻临安的亡宋战略,被忽必烈采纳.
1268年,蒙古以阿术为主将,刘整为副将率领蒙古军队和降蒙的南宋水师攻打襄樊,襄樊保卫战拉开序幕. 襄樊自1239年被孟珙收复以来,一直被南宋苦心经营,城防相当坚固,兵多粮足.蒙古军开始进 攻重点是樊城,用尽各种办法,都无法破城.1271年,忽必烈又从四川增兵,襄樊两城所受压力越来越大,到1272年,襄樊已被围五年,粮食已基本耗尽,但两城军民依然斗志昂扬,元兵始终无法破城.同年,南宋大将李庭芝派张贵,张顺率 3000士兵,携带城内急需物资,成功突破元兵的包围,冲进了襄阳,这是五年内第一支进入襄阳的援兵,极大鼓舞了全城军民的士气.此后,襄阳宋军与外围的宋军取得联系,双方约好共同夹击元军.只是有叛徒向元兵投降,出卖了这条计划,致使襄阳宋军遭到元军埋伏,损失惨重,再也无力反攻,至此,襄樊保卫战对蒙古已是极为有利.
1273年,元军终于攻破了樊城,守将范天顺,牛富自杀与城共存亡.襄阳已孤立无援,守将吕文焕向蒙元投降,历时6年的襄樊保卫战以襄樊失陷而告终,南宋的门户被彻底打开.

临安失陷

早在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就称皇帝,改国号为大元.1274年,忽必烈下令20万元兵自汉江入长江,沿长江东下,一路上南宋将领或者纷纷投降,或者望风而逃,根本组 织不起有效的抵抗.到1276年,元军兵临临安城下,而南宋各地官僚将领只求自保,勤王之师甚少.最终,谢太后带领小皇帝宋恭宗投降,元军占领临安,南宋气数已尽.

厓山,悲壮的决战

恭宗投降后,南宋余部一直在坚持抵抗,大将李庭芝还在坚守扬州,陆秀夫,张世杰在福州拥立端宗为帝,文天祥则在江西一带发展反元势力,一度控制了不少城池.
李庭芝在扬州虽遭元军围困,但坚持不降,后粮草用尽,于是突围,想去福州与陆秀夫会师,结果在泰州被元军打败.李庭芝虽被俘,仍不投降, 最终被元军杀害.文天祥在江西的壮大引起了蒙元的重视,元军主力南下江西,文天祥不敌,只得退到广东.后在广东潮阳被南宋叛奖张弘范抓获.虽然蒙元百般诱惑和威逼,天祥至死不降,并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千古传诵的诗句和《正气歌》这样的光辉诗篇.最终,天祥也被杀害了.
在福州的南宋小朝廷,后来不断南迁,途中小皇帝端宗去世,陆秀夫又立九岁的赵昺为帝,而南宋小朝廷一直坚持在广东沿海抗元.1279 年,元军与宋军在厓山展开了最后的决战.混战几天后,宋军不支,张世杰与陆秀夫决定撤退.只是,宋军的船队被元军冲散,陆秀夫不愿被俘虏,眼含泪水背着小皇帝跳海自杀,此后,残余的宋军,官员及家眷也纷纷跳海殉国(史载有数万之众殉国),至此,南宋彻底灭亡.

"仁"固然是好。

难道，我们面对腐败的统治阶级要以"仁"对待
面对 外族的侵略要以"仁"对待
面对 社会的恶 也要以"仁"对待？

那是不是今天倡导的法治社会，也要改成仁制社会。

[quote:48cab4e3a8]从汉武帝独尊的以“仁”为本的儒家法律思想下的大治到“仁”在中国2000多年的发展以及以“仁”为本法律思想在东亚地区的流传就是证明。 [/quote]

西汉的没落正是从这位 提倡仁本位的汉武大帝的穷兵黔武开始的。


[quote:48cab4e3a8]以“法家”思想为本的秦朝及其15年短的寿命就是教训。[/quote]
难道统一中国的 不正是以“法家”思想为本的秦朝吗？

孔老二 提出 儒家思想的本意是好的。 但是后人对孔老二教义的解释上却出了问题。更多的东西被教条化了。

那天本来想找点资料贴的。js贴了就更好

最近看宋风看多了，有点回到古代的感觉

nono的心中的民主是这样的。爆汗ing。。。

[quote:203b1e62a7]缠小脚最早开始于公元969-975年南唐李煜在位的时期，李后主的一个窅娘别出心裁，用帛将脚缠成新月形状在金莲花上跳舞取悦皇帝。

后来这个做法流传到民间，缠小脚之风渐渐普及到了百姓人家。但也有人认为，早在公元前770-476年的战国时期，缠小脚就已出现了，或许更早还可追索到商代。总之，缠小脚这一封建社会的恶俗具有悠久的历史，千百年来残害了数不清的中国妇女。可以说，缠小脚是父权制传统下“男尊女卑”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据记载，民间女子从四五岁就开始缠小脚，到成年时脚长若不超过三寸，即成为备受赞赏的“三寸金莲”。在当时，这样的小脚被认为是“女性美”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长相、身材再好的女子，如果是一双天足或脚缠得不够小，就会遭人耻笑，并且嫁不出去。“好大脚”也成为漫骂、羞辱妇女最难听的一句话。而实际上，小脚“美”是以女性身心被摧残为前提的。缠小脚的方法是通过人为的强力，野蛮地造成女子两脚的跖骨脱位或骨折并将之折压在脚掌底，再用缠脚布一层层裹紧，被缠足的女性步履艰难且疼痛非常，更有可能引发残疾和致死。民间“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说法，就是女性千百年来遭受这一苦难的集中反映。而一旦把天然的脚缠成了“三寸金莲”，女性在劳动和交往方面必定是十分不便、大受制约，惟有困守家中，站立、行走必扶墙靠壁，不仅“男主外、女主内”顺理成章，“男强女弱”也成了事实，女性若有什么不满、反抗、私奔之类更是难上加难了，惟有忍气吞声，听任摆布。事实上，这种违背自然与健康、建立在摧残妇女身体基础上塑造出来的“美”，不仅是美的极度扭曲和变态，对于父权制社会施行对女性的压迫与控制，也的确收到了强化的实际功效，正如《女儿经》所说：“恐他(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约束”。

缠小脚因男性的癖好而兴起，而男性的审美观畸变也因“三寸金莲”益发不可收拾，直至女性被摧残的小脚成为激起男人性兴奋的重要物品。据记载，自宋代开始，在许多妓院的欢宴中流行起一种“行酒”游戏，从头至尾突出的都是妓女的小脚和她们的小脚鞋，狎妓的嫖客把酒杯放入妓女的小脚鞋里来传递、斟酒、饮酒。直到20世纪初，仍有一些男人喜欢参与这种“行酒”游戏，并为有机会使用妓女小脚鞋中的酒杯来饮酒而兴奋不已。至于历代的酸腐文人，更是兴趣盎然地把探讨小脚当作“学问”来做，不惜笔墨，撰写文章，细细品评，以卑琐为乐事，惟恐未把男人玩小脚的美学成分和调情作用诠释清楚。如清代有一个叫方绚的文人就自诩为“香莲博士”，写就了一篇题为《香莲品藻》的文章，费尽心机把小脚划分为五式九品十八种，并因此出了名。
民间谚语说得十分形象：“裹小脚一双，流眼泪一缸”。缠足开始的年龄，一般从4、5岁开始，耗时3、4年，到7、8岁初具模样。缠足前以热水烫脚，趁着脚还温热，将脚拇趾外的四个脚趾向脚底弯曲，紧贴脚底，并在脚下趾间涂上明矾，时间一长，脚缠得弓弯短小，使脚底凹陷，脚背隆起，脚的长度会被缩短。
云南六一村的吴杨氏老太太这样回忆她的缠脚的经历：她母亲用织布机上的“射通”，横垫在她的脚腰下，让脚腰凸起。然后，裹扎起来，逼她走路。慢慢的，脚腰被“射通”凸断了。她因此一个多月不能下床走路。虽然脚腰折断了，但她的脚仍然臃肿难看。她母亲又念叨：你这双男人脚，怎么还不烂？她奶奶也说：难烂了，该使用法子了。于是，她母亲在她奶奶的指导下，找来半个瓷碗，砸成碎片，放在她的脚底、脚腰、脚面上，再用缠足布包裹起来，套上小鞋，让她下地行动。她的脚被划破了，血迹从缠足布中渗透出来，变黑，发腥，发臭。她经常疼得脸色苍白，精神恍惚，体重大减。


缠足通过外力改变脚的形状，严重影响了脚的正常发育，引起软组织挛缩，这个痛苦的过程是用言语不足以描述的。而一千多年以来中国的千千万万的女性从小就要经受这样的痛楚，不情愿的忍受这种从心理和身体上的摧残。


通过缠脚而来的小脚真的那么美吗？以至于男人在娶妻时将它作为一条最重要的标准，而女性将它作为人生中对自己身体必须实现的重大改造。事实则不然，下面有一段关于小脚的真实的描述，让人非常的感慨，从我们现在的审美角度出发，我们甚至会觉得我们的祖先是那么的不可理喻。
一般来说，小脚从正面看，像火伤之后，脱去陈皮烂肉，露出变形、变颜的一个肉疙瘩。只有一个翘起的趾头，依稀可辨上面的指甲，其它，一概呈现出可憎的模糊轮廓。 从侧面看，脚趾和脚跟已从中折断，两部分紧挨在一起，在软肉的附和下，形成一条由两端站立的曲线，脚跟臃肿，脚掌消失，脚背凸起。脚的全长不及自然长度的一半，整只脚像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最恐怖的是从正面看脚底。那是一幅完全消解了人足的原始形象的荒诞图案。除了变形的足跟之外，已没有一丁点平滑的脚板。四个脚趾长短不一地向外转折，围绕在以大脚趾为轴心的脚心下面，脚趾的正面因此变成了脚板心，完全扭曲地压在了脚板底下。
我们都很清楚，在审美不超出常态的情况下，这样的小脚是很丑的。事实上，这样的小脚也不健康，不实用，缠足对人身的伤害是终身的。缠了小脚的女人其支撑的重心移到脚外部，行动极为不便。而且它们成年后多患早发退行性关节炎。
无论是从赏心悦目还是从健康实用的角度，女人缠小脚都是不应该被接受的，而这样的残忍的行为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却曾经盛行一千余年，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有影响力的文化，古人的这种不健康的视觉审美取向就象一个复杂的谜（当然，这肯定不仅仅是个审美的问题），而这个谜的背后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
很多人都认为女子缠小脚的习俗是封建社会和男权社会的产物。显然，它们之间是有很多的内在的联系的，但如果要说，小脚文化与封建社会和男权社会有着必然的等同性，却是值得怀疑的。在西方也同样经历了封建社会，女子的地位一度非常低下，他们的女性通过束腰和穿高跟鞋的方式来获得男性的认可，没有听说过有逼迫女性缠小脚的历史传闻，这无论如何比缠小脚来的文明。
女子裹小脚的起源据说是这样的：南唐李后主（公元937——978）因为喜欢宫嫔睿娘的小脚状态，就让她缠足做新月状，并因此成为皇宫里最受宠的一个女人。于是皇宫里开始流行缠足。由于皇帝的表率作用，小脚成为时尚，继而官场与民间也相继流行。
这并没有得到确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唐朝的女子不用缠脚，而恰恰是从宋朝（公元960——1234）开始，儒家文人乃至于农家男人开始痴迷的追捧女子的“三寸金莲”。但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公元前221）之前就已经形成。从此我们可以看出,缠小脚的习俗并不是封建社会和男权社会的伴生物。
现在就有一个最大的疑问，那就是为什么偏偏就是在宋朝，这样一个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已经比较开化的年代，女子裹小脚这样的反人道的残忍的习俗却盛行开来。其实“三寸金莲”的说法源于北齐少帝萧宝卷赞其宠妾潘玉儿一双柔弱无骨的纤小美足“步步生莲花！”，但当时及其后的隋唐在对脚的审美上并未出现这样的倾向，所以女子裹小脚在宋朝泛滥开来绝不可能是偶然的，一定是有其社会与思想根源的。因为时代久远又难以找到第一手的资料，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社会以及文化方面的史料作一些合理的推理，下面我想尽我所能就这个问题作一些深入的思考与探索。

任何一种现象都可以从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中寻找根源，而且其根源一般都可以追踪到文化，小脚的陋俗也不例外。小脚习俗所存在于的文化环境必定是一种非理性的文化所产生的。而一般来说，文化内涵中核心思想的单一性或者说叫做单调性是非常容易导致文化的非理性，因为缺乏不同思想的争鸣，就难以对思想本身进行反思，同时文化中核心思想的一元化因为缺少其他思想的制衡，容易走向极端。当这种非常态的文化主导了一个国家时，这个国家的民众作为个体就被单一的思想简单化，无论是从个体自身还是与其他个体相比较都找不到思考的内驱力，作为整体因为内部没有差异性，缺乏内部矛盾的整体失去前进的原动力。当整个国家都基本静止了他的思维，民众反过来就完全固守于已有的非常态文化，并逐渐惰性的走向极至，国家与民众不可避免的进入非理性状态。尤其不幸的是，文化中核心思想的一元化与由它所主导的非理性国家互相作用，形成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形下，任何荒谬的事情的发生以及可能长久的持续都是不足为奇的。而在宋朝，程朱理学就是上面推理的现实演绎。朱的理学与程的心学都是对儒家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将中庸提到天理的高度，并根据他们所认为的道与器相分离的原则，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这种思想体现了对作为人这样的有尊严的个体的极端的不尊重，当这种思想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时，一旦脚是否小成为评判女子是否美的标准（事实上已经上升为贤良与道德的标准），全社会对于女子因此所遭受的痛楚的漠视也就不足为奇了。
宋王朝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一个比较弱势的政权。一方面，其领土局限于中原及长江以南地区，该地区内又基本为汉族人，所以无论是地域文化和种族文化都是比较单一的，这种情形有利于某一种思想在全国形成权威地位。而在汉唐时期，因为领有西域大漠，肢体完整，政治文化中心长安更是胡汉文化的交汇地带，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从西汉时汉武帝就已开始认识到儒家学说是统治者愚民的一剂良药，并让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这却没有导致汉唐期间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极权地位。另一方面，纵观整个宋朝政权历史，在与少数民族政权如金、辽、西夏交战的战场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朝廷内也有主战和主和两种声音，但主张称臣和进贡的投降派一直都占了上风，而且皇室也倾向于苟和求安，但这就增加了百姓的赋税负担，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因为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加之政权本身体弱，所以几乎没有哪个朝代像宋朝的当权者那样对安定与秩序充满了渴望。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道德至上，而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可见，儒家思想是强调秩序和塑造权威的思想,是维护皇权与男权的思想，这正切合了当时政权的需要，所以统治者极端的推崇儒家学说，并在统治中深刻地贯彻、严格地执行、极力地发展儒家思想。男权与皇权都属于极权和威权的范畴，都是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它们一脉相承。随着皇权的权威被进一步神化，男子相对于女子强势地位就被进一步增强，而男子的强与女子的弱是相对的，即这种更加强势的地位必定是建立在进一步降低和弱化女子的地位的基础上的。在这里有一点应该被提到，宋朝的男性是比较压抑的，他们在对外族的战争中基本都是失败的，这里面除了国力军事等宏观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古代战场当战法水平接近时，士兵的力量与野性至关重要，宋朝军队在用兵方面与北方少数民族相比水平相近，但由于士兵基本上是汉人，而且多来自江南，在力量与野性方面相对明显欠缺，在战场上的失败就不奇怪了，但由此而来的巨大的挫败感对宋朝的男性是沉重的心理上的折磨。在宋朝这样一个男权社会里，男子对自己的强大有着与生俱来的自负，但当他们的这种自负被自己的保家卫国的无能所重创时，必然从本能上必然去寻找出路以承载破碎的尊严。很显然，女性是最合适的对象。汉代才女班昭在她的著名的《女诫》中曾提到：“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可见在中国历史上，男性的刚强在本质上就是以女性的柔弱为衬托的，所以，必然的，当时的男性潜意识的迫使女性走向更弱势的地位，从而为自己在战场上丢失的自尊寻找平衡。女性在缠了小脚之后，因行走不便只得轻抬步微扭腰（所谓的莲步姗姗）而尽显柔弱，因不能轻松随便走动只得好好呆在家里相夫教子，做一个娴静的贤妻良母，这与宋王朝政权渴望的秩序是相符的，更是当时逐渐走向极端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境界，而且还暗暗迎合了当时男性当中普遍的一种心理需求。因此，女子缠小脚的行为在宋朝走向泛滥是由当时社会极其不正常的宏观的社会形势和文化氛围所决定的。
缠小脚的陋俗竟然能从宋朝一直延续到民国初期，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宋朝以降，极端的儒家思想，也就是将禁锢人性的礼发挥到极至的程朱理学一直在社会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社会这种宏观的思想的代代传承具体到微观是由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所实现的，程朱理学的延续不衰说到底是一代代的一个个有灵性的人所作出的选择的综合的结果，这是一个多么大人为的悲剧。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国内外交流的频繁，西方的文明之风在国内逐渐刮大，知识分子率先觉醒，并开始积极宣传西方的各种流派的思想，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病，这种思考逐渐蔓延到整个社会。在这种多元的文化氛围熏陶之下，当时的社会思想非常活跃，人们开始真正的理性的去审视自己的那些为礼教所束缚的非理性的风俗习惯，所以，水到渠成的，男人的长辫子给剪了，女人放足了。但是，中国女人的千年裹足的疼痛与屈辱实在是不能这样轻轻的一笔就从我们的历史中勾去，只有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才能让我们克服蒙昧，踏者历史的足迹继续前进。

http://iask.news.sina.com.cn/b/4768335.html[/quote]

宋朝 是中国历代朝代中 经济最发达的 国民文化最兴旺的 科技创新成果最多的 人口基数增长最健康的 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 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 繁荣鼎盛朝代 如果您不相信 鄙人将向您介绍一个如梦如幻的宋朝 让我们一起梦回宋朝:

1 经济发达

宋富 这已早成历史的定论 其他王朝“抑商” 而惟独宋例外

宋初 太祖赵框胤就言“多积金 市田宅以遗子孙 歌儿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 后 宋太宗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 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 令众“政事之先 理财为急”这样的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 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在宋之初 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　宋朝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法　轻民法的传统做法　专门研究施行了专卖法　如盐法　酒法　茶法等法令　宋代则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　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　而且宋的经济法令　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　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　是非常科学的法律法规 这些正确的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 商贸发展迅猛 手工业发展迅猛 使宋朝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银行 这是绝无仅有的!甚至银行可以贷款 异地付款 就算是从近代来看 都是非常先进的经济管理体制　以地域而言 宋时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江浙和四川等老牌地区 就连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 也比唐代有较大发展 这也是另人很惊讶的

从手工业看　 坑矿 茶盐 造船　造纸　制糖　纺织　制瓷等都比唐代进步的多　宋的手工业除了产地扩大　产量增加以外　技术提高也是非常明显　比如“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　“单筒井”的开凿　宋瓷的精良等　无不反应了技术的成熟和创新 而商业和手工业的兴起　解放了大量受俘于土地的农民 使他们投入于商业 手工业中 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大量开采金　银　铜　铁　煤等矿藏　而且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　加工工厂　如　造船厂　造纸厂　印刷工厂　织布厂　火器厂　还有各地的官窑等等　可见当时的手工业之兴旺是空前的！早在北宋　中国已懂得用烧煤　炼钢　大型手工业则雇佣几百全职的产业工人　而政府的两处军工业聘用八千工人——这已经是重工业规模了！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一年为例　年产达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　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　此外　矿冶　造纸业　制瓷业　丝织　航海业也高度发达　宋代无愧于　世界近代之前的"高科技"之家　更是当时世界上的手工业之霸主!

从商业看　唐代的城市多趋于行政中心　而宋代市镇则趋于工商业化　唐代都市内的贸易地区由官员严格控制　宋代则更加自由 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城市的发展 “坊制”的突破 集镇的兴起　因此住宅区与商业区的界限逐渐消失　宋代的这一类的"新型"都市有些发展至有了很大的规模　如开封和杭州都达到一百万人口　而后者就是"马可波罗"在元初所见的“前所未有”的城市 即使是到了至元朝后期 中国以外最大的城市是"巴格达" 其人口只有三十至五十万之间 数百年后阿拉伯旅行家 伊本．贝图塔也称杭州为"世上最大的城市"!从事工商业的人口逐步增多 产量加大 投入资本大幅度扩充 因此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 也已不单独只是农业了 工商业所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 且在其商业运作中还出现了 铜板印刷的广告 这比西方资本主义的广告要早三百多年 就学士苏东坡来说 他就曾给一位做油食老妇人 做过一首广告诗 使之兴隆 更有意思的是 宋朝还出现了近似现代报纸的“小报”和史上最早的商标 商标是小可意义重大 这标志着宋朝商业化体系的逐步完善 此外 著名学者沈括所著<货币流通速度论>也是达到了现代货币理论水平

大宋强盛的商业浪潮 也是世界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母体 而宋代的经济突飞猛进 则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

2 文化辉煌

物质生活的富足 精神追求变的越发迫切 于是宋朝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有了强烈的文化需要 国民闲暇的生活 审美趣味 生活情趣 都促成了 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 诗词 歌赋 杂技 戏曲 民间音乐 小说 书法 建筑 等艺术都在宋代高速发展 与此同时宋朝出现了一大批名垂青史的文人骚客 大家耳熟能详的 就有苏轼 欧阳修 寇准 范仲淹 王安石 岳飞 文天祥 沈括 辛弃疾 朱熹 李清照等 这些学者们即使现在看来也是风华依旧 其光泽不减当年 古今中外最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 宋朝就占了六位之多 可见其文化之光辉是何等之耀眼! 书法家更是举不胜举 最著名的四大书法家有 苏东坡 黄庭坚 米芾 蔡襄 他们的作品足以让书法家们叹为观止 就是"大汉奸"秦桧也能习得一手妙笔 舞得一手好文 若是其为人正派 必然也是一位书法家文学家 更不论岳飞等文滔武略的英雄了! 因文化的百花齐放 两宋大家又分之为南北 ：南宋有四大家 陆游 杨万里 范成大 尤袤 北宋有二程 程颐 程颢(理学家) 南宋东南有三贤 朱熹 张拭 吕祖谦 也正是因为宋文化的蓬勃发展 使宋朝完成了"儒学复兴" 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 使得传统的"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 也促进了儒 释 道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天可汗算什么？要宇宙可汗才爽？？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财迷皇帝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大量募兵。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要命的是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颇有些现代味道。假如我是一个专门搜寻“中国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话，我甚至可能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当然，我不是）这虽然好象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人的却决不只我一个，也决不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
　　
　　如果说那些描述还不够具体的话，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事实：
　　
　　宋朝时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
　　
　　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代发明，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火药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2.5%计，则一年纳税商品额即达80000万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后妃干政，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真的没有人因此被处死。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这一切，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
　　
　　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前面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看几个数字。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仅得户87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了89%！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这还没有包括此后元军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3年的杀戮。这减少的上千万户，几千万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还是死在蒙古骑兵的屠刀之下。
　　
　　坚决不肯同化，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迈进的步伐呷然而止。近百年后，虽然汉族起义者又夺回了国家政权，但朱元璋却错误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社会重新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的战舰开进珠江口。
州桥夜市煎茶斗浆，相国寺内品果博鱼。金明池畔填词吟诗，白矾楼头宴饮听琴。
　　这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么？这是灯红酒绿中的什刹海么？非也，这是千百年前，处处皆是“情调”的汴梁城的真实写照。试想一下，一个罗曼蒂克的少年高坐于东京樊楼之上，与那心仪的娘子，焚上一钵兽香，相对坐调笙，看伊轻持了如水并刀，在一盏钧瓷的莲花盘里，纤纤玉指破新橙。那是怎样一幅美轮美奂的动情场景？是多少现代“小资”们梦想中的生活？
　　提起赵宋，提起东京汴梁，我们不禁会想起以上的画面，会想起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想起柳郎“寒蝉凄切”的《雨霖铃》。从中我们不难想象这诗人笔下的“花花美景汴梁城”，更对陈寅恪先生“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评价体会有嘉。甚至是饱受康河性灵熏陶的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亦为之感叹道，“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
　　今天，就让我们来谈谈赵宋王朝是如何成就这番“终极盛世”的。个人认为这其中最应该被着重关注的，还是赵宋在经济上的成就。从许多的历史书中你也许都会发现，赵宋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以“工商立国”的王朝。那么为什么“工商立国”能够造就我国封建社会的“终极盛世”呢？在这里有必要拿经济学的理论做一下分析：
　　根据对经济学有关“最优”的理解，一个国家的国力绝非疆域越大越强，人口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二者的比例要恰当，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达到边际效用的最大化。特别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古代，自然条件的优劣对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就导致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极大，劳动生产率更是有天渊之别。
　　在北宋时期，一个在城门口守城的士兵亦穿“丝履”，普通城市平民的生活好过当时欧洲一般的封建主。看过《水浒传》的朋友也许会记得，武大郎不过是个县城里卖炊饼的小贩，他家的居住条件怎么样？拿现在的标准衡量算得上是“独栋别墅”了吧？也没听说他向银行借了几十年的贷款。武娘子潘金莲就更潇洒了，整天在家擦胭抹粉，就凭武大郎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就能供养得起她？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恐怕都很难实现吧？从这样一件小事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劳动生产率之高简直不可想象。
　　这一切都应该感谢宋太祖和他和后世子孙们，他们堪称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的“经济学家”：
首先，国家的疆域绝不能无限的膨胀，宋朝的历任统治者显然都深谙此道。因此宋朝（北宋）的疆域远非像它的前朝们那样达到兵力可供支撑的极限。与之相反，宋朝注重的是实际有效的国土控制以及在所属国土上能够产生出的实际效益。在农耕文明时代，受地理，气候等诸多条件的影响，各地区的贫富差异很大。宋朝恰恰是牢牢控制住了那些土地肥沃，气候条件好的地区。这些地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所具备的先天优势无疑是巨大的。
　　查查历史上的宋朝版图，疆域虽然不及前朝的汉，唐广阔，但是土地最肥沃，气候条件最好的地区始终处于中央政府的最直接管辖之下。这些地区资源丰富，物产丰饶，人民可以相对容易的达到“丰衣足食”，并且向政府贡献大量的剩余产品作为赋税。同时，“国泰民安”的社会条件又使政府支出的社会管理成本随之降低。换而言之，这种高回报，低成本的地区是任何人都想拥有的。

宋被蒙古毁灭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大悲剧,不然我们比欧洲提前进行工业革命是理所当然的.只要再给宋两百年时间,工业发展带来的生产力和军事能力增长足以抵消冷兵器骑兵的威力.

　　当然，如果宋元战争是另一个结局的话，中国是不是就真的能发展到资本主义，谁也不敢断言。就像没有人知道萨拉米海战如果波斯人胜利会怎么样，勒潘多海战如果土耳其人胜利会怎么样一样，也没有人知道崖山海战宋人胜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我们想要摆脱“寄托”的困扰，让传说中的中文托福成为现实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然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这希望早就随着那轮血红的残阳一起陨落到崖山背后去了。所以在这里空发感慨也没有什么用，充其量也就是增加一点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真正想做点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还是让我们奋发努力，争取让百年之后的后人不要再发这样的感慨吧！

从天堂到地狱的幻灭：元代的民族界限与知识分子境遇
　　 如果仅看《元史》，会觉得忽必烈得天下完全是依靠儒臣辅佐，他攻略南宋的主要鹰犬皆是北方汉人将领。忽必烈在作宗王时，儒臣谋士确实给他帮了大忙，他也假惺惺做了一些诸如“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的举措，无外乎是出于收拾人心的目的。李璮之乱后，忽必烈杀掉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汉臣王文统，对汉人疑忌心陆增。随着南宋在崖山的最终败亡，汉人儒生在这位大元皇帝眼中更是失去了任何利用的价值。过河拆桥，是帝王们常用的伎俩，更何况忽必烈本人是位不晓仁义礼智信的虏君。
　 1278年，忽必烈就以“汰江南冗官”为口实，追夺宋朝旧官的“告身”（委任状），把大批旧宋儒臣官员清理出去。

蒙元大一统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赤裸裸的民族分类。第一等，自然是蒙古人，包括数十种蒙古部落的“国人”，如札剌儿、蔑儿乞、塔塔儿等部；第二等是色目人。“色目”一词原本起源于唐朝，取“各色名目”之意，我们不能望文生义以为是“眼睛有颜色的人种”。蒙元色目人主要包括西域诸族、西北各族以及欧洲人。第三等是“汉人”，主要指中国北部特别是原金朝辖地的民众，包括了汉族、女真族、契丹族、高丽族等。除此以外，也包括较早被蒙古人征服的云南、四川大部分地区的民众。（“无心指杨柳成荫”，“汉人”分等使契丹、女真融入了汉族，加速了“汉”族的融合，先前仇怨，慢慢消泯于身份一致的认同之中）。第四等，也是最后一等，是“南人”，泛指被蒙元最后攻下的南宋辖境内的人民，他们被蒙元统治者和前三等人蔑称为“蛮子”（蒙语“囊加歹”）。在蒙元，“南人”泛称前面的三种为“北人”。
　　 蒙元的民族压迫，十分残酷。据《元典章》记载：“诸蒙古与汉人争斗，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蒙古人打死汉人，一般就罚数下杖刑或出兵役抵罪。反之，如果汉人打死蒙古人，根本不问原因，一律处死抵罪，并没收家产交予蒙古人处理。
　　 自1279年开始，在平毁所有汉地城郭后，元廷又下令汉人士兵平时在军中也进行武器管制。过了五年，蒙元下令汉人禁持弓箭，连各地庙宇神像手中的真刀真枪也被追缴入库（估计关庙中关老爷的大刀也被木刀所替代）。不久，蒙元又在昔日女真和南宋辖地收缴所有武器，除把质量好的刀剑归蒙古人使用及上缴兵库外，其余一律销毁。元成宗时代，在蒙元两都宿卫军中充值的汉人也不得持弓箭“上岗”，最后甚至规定汉人二十家（一甲）才能使用一把菜刀。
蒙元的这种岐视和民族压迫，说穿了也是内心虚弱的表示。翻看《元史》中的《刑法制》，可以看到元廷对汉人种种武器限制的最详细记录：诸都邑小民，造弹弓及执者，杖七十七，没家财之半……诸汉人执兵器者，禁之。惟为兵者，不禁。诸汉人有藏铁尺铁骨录及铁柱杖者，禁之。诸私藏甲全副者（全套甲胄），处死。不成副者，杖七十七，徒三年；四件以上，杖七十七，徒二年；不堪使用者，杖五十七。弓箭私有十副者处死；五副以上，杖九十七，徒三年；四副以下，仗九十七，徒二年；不成副者，笞五十七。凡弓一箭三十为副（元杖罪以“七”为断，出于忽必烈的“仁慈”―――天饶你一下，地饶你一下，朕饶你一下）。生活于汉人的“汪洋大海”中，作为统治者，蒙古贵族不能不“忧心忡忡”。当然，蒙古人在“以少治多”方面也有诸多妙计，“军户制”即是其中一种，以汉治汉，以“汉人”治“南人”，又派蒙古和色目监视后两种人，在一定时期内成功保持了蒙元的统治。
　　 “鼎革以来（元灭南宋），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徐大焯《烬余录》）蒙元的这些基层“干部”，个个都是恶霸，连辖下人户女孩的“初夜权”也归其所有，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少良家妇女不堪淫辱，羞愤自尽。特别令人浩叹的是，有不少美貌女子的人家为避免遭受淫污，竟出下策让女儿充当“舟妓”（供娱乐弹唱的船上卖唱女），“以舟妓不设甲主，舟妓得不辱身”。
　　 元初以来，欧洲人或外来西域商人到了蒙元大都或上都，会发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南人仕于朝者，每当参礼既毕，必交手于背，作反接之状，虽（南人）贵官亦然，以示归顺之意”（曹春林《滇南杂志》）。不知实情的外来者还以为中国南方人喜欢背后手站立以示有“风度”，其实他们是被迫做反剪被捆状向蒙古人表示服从。由此推之，盖茨见胡总，一只手总是插于口袋之内，料想也是读过史书，对中华天朝君长做顺从恭敬之举吧。
　　 至于官僚体系方面，“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长”。“故一代之制，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各个部门“一把手”，不是蒙古人，就是色目人。在元一代，汉人为相的，只有初期的史天泽和后期的贺惟一（太平）两个人，而此种特殊，也出于忽必烈时代需要依靠汉人灭南宋和元顺帝时代内部平衡权力的“不得已”之举。
　　 至元二年，忽必烈下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人为同知，永为定制。”除此以外，御史大夫“非国姓不授”，各道廉洁司也必选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始参以色目及汉人”（赵翼）至于蒙元各行省的蒙古人官长，多为世袭，形同封建，“同列（汉人、南人）莫敢仰视，跪起禀白如小吏”，实足的土皇帝架派。

蒙古人出身于奴隶制一般的低层文明，这就从“上层建筑”方面决定了他们对儒士的态度。游 牧民族纵铁骑而来，摧枯拉朽一般灭金亡宋，自然“视南方（士人）如奴隶”。所以，“九儒十丐”，是那个文明沦丧、礼崩乐坏时代最好的标签词（文 革时“臭老九”一词正源于此）。
　　 蒙元对儒士的歧视，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资料：其一是谢枋得《叠山集》中《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所述：“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其二，是郑思肖《心史》：“鞑法（蒙古法令）：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种说法的“七猎（户）八民（农民）”，与“七匠八娼”稍有出入；其三，元人笔记《初学集》有载：“蒙古分民为十等，所谓丐户，吴人至今贱之”，虽未提及“儒”排第几，但证明蒙元的“等级”分类肯定存在。
　　 今人治史，好兴“翻 案”来博取点击率和注意力。为此，不少人撰文讲蒙元对儒士没有所讲的那么坏，他们所持论据，无外乎把忽必烈早期“优待”儒臣等摆出来说事，要不就是列举蒙元中后期恢复科举等“仁政”。忽必烈利用汉朝文臣不必细讲。从科举方面看，蒙元对科举制进行摧残，使得原金国占领地区长达八十年无科举，江南也有四十年左右没有开过科，直到元仁宗时才“装饰”性地恢复科举，其实也只有三年一科，到元亡仅仅开过十六科，每科七十多人，南人仅占其半。从这个数字可以见出，蒙元一代，汉族士人能走上仕进之途至多五六百人而已，且终生沉沦下僚，完全是大元统治的点缀和装饰。
　　读书的士人，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沦为“贱民”，“武夫豪卒诋诃于其前，庸胥俗吏侮辱于其后”，书中再无黄金屋，书中再无颜如玉，圣人之徒，匠隶不如！所以，儒士们在蒙元“最好”的出路，一是作“吏”，二是走教职一途。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银两谋职位，因为在蒙元，官吏贪 污是常态，清廉反而是变态。教职方面，更是僧多粥少，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岗位数目有限，比起现在的两院“院士”还要稀缺，但待遇却极其低下，从“山长”考上“府州教授”， 不过是“准正九品”的官。七品算“芝麻”，不知这九品算什么。所以，“九儒十丐”，是蒙元的社会现实，绝非是遗民们愤激夸大的不实之语。
　　 当然，还有人说，蒙元文网疏阔，没有文字狱――以此来证明蒙元对士人的“宽容”和“厚道”。如此，则大错特错。蒙元统治上层，基本不通汉语。至于高级官吏，惟利是图，又多色目人，自然对“字里行间”之事不甚关心，不少人“目不识丁，书押文卷，但攒三指，染墨印纸上”，如同现在派出所按指纹，以三指印按文卷代替签名，稍好一点的，以印章代签名，据《辍耕录》记载：“今蒙古色目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相近辅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就是这么一种简单的印章，成吉思汗自己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元史》中《塔塔统阿传》记载：“乃蛮可汗，尊之（塔塔统阿）为（师）傅，掌其金印以及钱谷。”（元）太祖西征，乃蛮国亡，塔塔统阿怀印亡去，“帝（元太祖）诘之曰：‘负此何之？’且问（印是何用）？（塔塔统阿）对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均用此为信验。’帝善之，命（塔塔统阿）居左右，嗣后每有制旨，辄用印章。”可见，蒙古马背大汗，当时脑子里连玉玺、私章等要领一丝全无。这些人“崛起沙漠，毡裘旧俗，尚巫信鬼”，连字都不会写，自然不会寻章摘句去大搞“文字狱”。所以，蒙元文网之宽疏，是由于蒙古统治层没有“侦破”手段，并非是大元的什么“有容乃大”。至于其治下的汉族“辅佐者”，他们本身沉抑下僚，郁郁不得志，自然不肯向蒙古人告发同胞在诗文中的牢骚和发泄。到了日后的满洲皇族，个个高度汉化，连有人写“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也会诬为讥讽提进囚牢杀头。同满　族人统治下的满清相比，蒙元的文禁几乎不存在，谢枋得可以一口一个“胡虏”，郑思肖可以一口一个“犬羊”，并高题诗句：“大军四十万，谈笑却胡尘”。可笑的是，甚至蒙元贵臣自己也不忌讳词语，色目人贯云石乃色目世臣出身，其诗《筚篥乐》中竟有“胡尘不受紫檀风”之句，而他此诗的墨宝真迹流传到满清，收藏者害怕遭受当局屠害，竟把“胡尘”两个字挖去，使“文物”受损不浅。至于显摆清帝文治的《四库全书》，修书不如说是毁书，“虏”、“胡”等皆删改，“胡尘”改为“烟尘”，“腥膻”改为“狼烟”，实在不好删改的就用空格来代替，把汉文化典籍和图书弄得百孔千疮。

蒙元时代，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不仅仅亡国也是“亡天下”的时代。“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致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